中国古今寓言读后感
【篇一】
《中国古代寓言故事》里面包括人们喜欢用的成语，如：“揠苗助长”、“黔驴技穷”、“叶公好龙”、“一叶障目”、“螳螂捕蝉”等等。
其中，我最喜欢的是《滥竽充数》这个成语故事，它讲的是齐宣王特别喜欢听别人吹竽，所以他着急了很多吹竽的高手来给他演奏。齐国首都临淄城外有一位复姓南郭的先生。他的生活非常拮据，经过朋友介绍进得宫中为齐宣王吹竽以养家糊口。尽管他不会吹竽，不过装模做样的也未被别人察觉。后来齐宣王去世了，新国王喜欢听独奏，便下令乐队每天一人值班为国王演奏，其余队员放假休息。他们都很高兴，只有南郭先生愁眉苦脸的，同伴们问他怎么了，他不好意思的说出了原因。原来啊，南郭先生他不会吹竽。
这篇成语故事告诉我，不要耍小聪明，总有一天会被发现的。没有真才实学的人混在行家中间凑数是不行的，只会闹出笑话来。我以后一定会脚踏实地，好好学习不能像南郭先生一样滥竽充数。
【篇二】
寒风呼啸的寒假里，我又怀着激动的心情再一次畅游在书的海洋中，而现在我却被一本书深深地迷住了，那就是《中国古今寓言》。
我拿起这本书时，心中不由燃起激动之情。我再也按耐不住自己的好奇心，于是就认真的阅读起来，我的眼睛简直就无法从书中的世界转移!突然我的眼睛一亮，翻到了《买椟还珠》这一个小故事，而这也让我受益匪浅，讲的是：春秋时期，楚国有一个人，家里有一个颗珍珠和一个精美的盒子，后来他就拿去卖，只是有一个人来看，可是他却不看那颗价值连城的珍珠，而小心翼翼地捧起那精美的盒子，爱不释手。之后，顾客就花了大价钱买了这个盒子。这个寓言告诫我们：无论说话还是做事都要恰当，不能没有眼光。听到这里，我的心不由的一颤。原来，这一则小小的寓言故事竟让我懂得了如此的道理。我得出道理后，又像身负使命的使者一样，继续往下看。我接着又看到了《掩耳盗铃》、《高山流水》、《亡羊补牢》等等。这些寓言故事都让我记忆犹新，难以忘怀。其中《高山流水》是我们学过的课文《伯牙绝弦》中的词：形容乐曲高妙或知音难觅。而我们所要做的则需要用心看这本书。
《中国古今寓言》它就像一位教书育人的老师一般，带领我学到世界的真谛，而它又像一个与我形影不离的小伙伴一样，那样贴切。它也是我在书的天空下翱翔……
【篇三】
《中国古代寓言故事》是有许多寓言故事组成的，书中的每一个寓言故事看似很普通，但却都隐藏着一个深刻的道理，这个道理就是我们要学习的，《中国古代寓言故事》是一本引人深思的好书。
书中，我最喜欢的一个寓言故事是守株待兔，故事的原文是：“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也，解柱折颈而死。因耜其来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这则寓言幸辣的讽刺了那一些死守狭隘经验，不知变通，或抱着侥幸心理妄想不劳而获。像这样的寓言还有掩耳盗铃，拔苗助长等。掩耳盗铃比喻自欺欺人，拔苗助长比喻欲速则不达，这些寓言虽然都只是人们编造出来的，但却又让人觉得无比真实，从中的道理十分耐人寻味。
中国古代寓言故事的中心思想其实就是儒家教思想，忠义仁孝小弟为中心，教育我们有个好的品质，读完了这一本书后，更今我感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博大精深和中国古代文化的魅力所在。
拓展阅读
1、中国医生读后感小学生
插管是一个医学名词，意思是通过人体表面及体内的孔腔将***人体，用以输入和吸出气体或液体。在患者呼吸困难时，将管**咽喉可以使其被动呼吸，为*争取宝贵的时间。
电影《中国医生》以武汉爆发不明原因肺炎作为背景，主要讲述了湖北省武汉市金银潭医院的医生抗击疫情的故事。其中有这样一个片段，描写的是一个年轻的医生，在深夜无人的病房里对着人体模型练习插管。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个医生叫杨小羊。那天，广州援鄂*队驰援他所在的金银潭医院，杨小羊被安排为病人插管，但他迟迟没有动手。他紧抿嘴唇，手上的仪器不停地抖动，仿佛心中充满了恐惧。援鄂*队队长陶骏快步走过来，一下就把他推到旁边，防护面罩后面的脸刷地拉下，一把夺过管子，驾轻就熟地把管插到了病人的咽喉，撤掉仪器。插管结束后，他丢给一旁的杨小羊一包*，说：“请你吃*，吃完离开ICU（重症监护室），我们没有时间再犯错误了。”
杨小羊好像唤醒了自己的那份不服输。他在深夜苦练，反复练习，克服自己心中的恐惧感。每当陶骏插管时，他就在窗户外面观摩学习着插管的技巧。他付出了很多努力，常不知疲倦地练习插管，有时从早上一直练到中午。
ICU中，一个患者病情加重，又要插管了。“平时练得再好没有用的，关键时候不敢插，病人就死定了。”陶骏对杨小羊说。杨小羊一步上前，接过陶俊递过来的管子，小心翼翼地把管子插进了病人的咽喉。“这小子好像开窍了。”陶俊对张竞予院长说。插管后，陶骏欣慰地摸了摸杨小羊的头。
我觉得，杨小羊非常值得我们学习，他知道自己的不足，还能通过练习、观摩的方式改正不足。《中国医生》里还有很多个性鲜明的人物，我推荐大家去看一看。
2、《祖国是我家》读后感作文1200字初中初二作文
“祖国欣欣向荣一片好，忆往昔，千古风流人物。看今朝，英雄尽显本色。我欣欣然走在乡间的小路上，于是乎？便置身百里杜鹃，才知花的天堂，鸟的天堂；走进草海，去感受海的静谧；旭日从*山爬起，无数柳枝与海共舞；浓浓的乡景乡情，与谁同醉？是谁谱写一曲曲乡间的民歌？伫立在微风中感受绿树野草散发出的清香瞬间春暖花开，温馨无限，条条乡间道路四通八达。片片绿色树林装扮家乡，心灵顿时感到倚天长剑划破天宇，爱祖国，更爱家乡。”祖国就是我家。
《祖国是我家》庆祝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其中讲述了37个影响中国的人物事迹，有怀瑾握瑜映日月的屈原；先忧后乐切切情的范仲淹；黄金尽散育民魂的*，正因他们的存在才为中华历史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读完后，心中感慨万千，我看到一位位碧血丹心的爱国主义者不懈奋斗，看到了祖国——我的家，经历的种种苦难，同时更让我看到了它身上呈现出的在苦难当中坚忍不拔、勇往直前的精神。看到了昨日它挣扎的身躯，而又看到了它今天从容的笑容；在它的脸上，我看到了历史的沧桑，更看到了磨砺后的光芒与自信。
回忆起书中的一幕幕，带给我的依然是强烈的震撼。有一刻，我似乎觉得那不只是遥远历史，我感受着他们的感受，感动着他们的感动，他们就发生在我的面前，那么真实的存在。恍惚中，我体中的血液已融入了那一时刻，感觉到只要伸出手去，就能抓住历史的手，与他们一起经历中国发展的每一瞬间，留下自己的足迹。
南仁东：夜空中最亮的星！20多年前，几个重大的全球望远镜计划都没有中国人参与，百般努力，无一而成。10多年前，他在内的10几个中国科学家经几个月的探索，提出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工程概念。“中国天眼”落成启用前，南仁东已罹患肺癌，并在手术中伤及声带。患病后依然带病坚持工作，尽管身体不适合舟车劳顿，仍从北京飞赴贵州，亲眼见证了自己耗费22年心血的大科学工程落成。他的一生，用毛姆的《月亮与六便士》来比喻最恰当不过：“在这个满地都是金钱的年代，他却抬头看见了月亮。”
这些人是伟大的，历尽艰辛，在那样短的时间让一个国家崛起，跨过重重阻力，在历史的舞台上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让祖国使世界刮目相待，让更多的目光聚集于世界的东方。举世瞩目的万里长城、“神州七号”宇宙飞船……这就是我的祖国——中国，她就像一条巨龙，我为伟大的祖国——我的家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和自豪。
对于我们来说，应该接受这样的历史洗礼，在今天的生活中，看到我们身边的一切一切的美好，有了另外的感受，我看到的不再仅仅是幸福，也看到了幸福的代价，这一刻，我领会到*总理“为中国崛起而读书”的真正含义，更深刻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中国人民为了国家的兴旺前赴后继，作为新时代的中学生，我们要时刻准备着，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肩负起新时代赋予我们的重任，努力学习，“天生我才必有用”，要坚定信念，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我有一颗中国心，我爱我的祖国，祖国是我的家。
3、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读后感锦集
《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是一本由梁启超著作，岳麓书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4.00元，页数：11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这本书就是《李鸿章传》，闻名已久，终于购得拜读，依史做传，褒贬都俱
●要想了解中国近代史，李鸿章是绕不开的一个人物，要想了解李鸿章，读梁启超写的这本传记是最好的选择。记得在《走向共和》里有一个情节是梁启超向李鸿章提出要为他写传，李鸿章欣然答应并提供了一些材料，不知道这是否因为有此书而编者特意加的情节。读到李鸿章早年组建淮军，在上海和江苏地区与太平军交战的部分，有种别样的感受，可能是因为我身处这一区域，对提到的地名比较熟悉吧！
●《李鸿章传》
●李鸿章世家第三
●“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
●任公当新旧交替之际而能作万世公允之史传，方其二十八岁之龄，其见其识，真可奇矣。
●史料详略得当，且叙述生动，不枯燥。亮点就是论述了，很多地方都很有见地。结尾说中外研究李鸿章的书能达到梁启超高度的不多，既然如此，那看完这本书应该不怎么需要看其他的了，哈哈。且此书不止论李鸿章精彩，论国政，大事件也不乏独到之处。
●别名：《李鸿章传》
●当时的用词好工整…
●从梁公的角度，客观的评价李鸿章。
李鸿章者，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也。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深处清末动荡时代，对他无可指责，实乃国家积弊已久。任上所做之事，称其位！处于列强夹缝中终不致成为印度第二，已为不幸中之万幸！后世自有公断……
不得不说，梁启超先生的文风之大气，之热血，至今读来仍浑身气血为之共振。
这里我说说我个人的一些对李鸿章中堂的看法，梁启超先生说过的就不赘述了。
作为个体的生命而言，李鸿章顺势而不出头，坐享他的荣华富贵，做了他能做的努力，但绝没有为了做事而丢掉身家的举动。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尤其是知识分子中，是非常受鄙视的，甚至是遭到唾弃的，这完全违背了一个忠臣的准则。作为一个当时中国社会中的个人，他的个人追求应该说都已经到达了：位极人臣、富甲一方。作为一个家天下的帝国来说，家长的意见是很重要的，作为臣子的有好的建议是好的行为，但不会也不能为了坚持自己的好的建议就丢掉自己的身家，李中堂显然在这点上不是一个愚忠的人。所以老佛爷要拿银子修颐和园的时候，李中堂本可以以死相谏为帝国北洋海军争取军费开支，事实是争取了，但没做到那个极致。
李中堂是为皇室服务的，他只需要对皇室负责，对老百姓是没有必须的义务的。十九世纪作为一个家天下的帝国而言，有责任的皇帝会寸土必争，昏君则可能败家，败家的皇帝就是那个扶不起的阿斗，做大臣的能帮的也就是皇帝赋予的那部分权力而已，能超频工作也是有限度的，从根本上不能扭转大局。
国家作为一个现今的社会组织的标准单位而言，有不同的组织形式，这个形式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变化，这种变化有时缓慢，有时急促，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历史变数。总体来说，缓慢的变化对整个的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而言是相对幸福的，它最大限度的减少整个社会的变化成本，包括个人的生命和财产。反之就不用说了，历史经历过的事实不胜枚举。
不知道怎么最近对近代史发生了兴趣，暑假看了几个纪录片，最近看《走进共和》，后来又上知乎了解那时候的历史故事，于是发现了这本书。今天终于配合翻译看完了。室友之前看我如此喜欢“李鸿章”，还专门从图书馆借了两本他的传给我看，可惜，都没有这本书简要透彻。
看完这本书，没啥想法，摘几句话，杀一下时间吧。
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
乃知其所谓太平天国，所谓四海兄弟，所谓平和博爱，所谓平等自由，皆不过外面之假名，至其真相，实于中国古来历代之流寇，毫无所异。
秀成既智勇绝人，且有大度，仁爱驭下，能得士心。。。（任公对李评价很高，看画像他好清秀，应该是个帅哥吧。）
李鸿章实不知国务之人也。不知国家之何物，不知国家与*有若何之关系，不知*与人民有若何之权限，不知大臣当尽之责任。
故读一部二十四史，如李鸿章其人之英雄者，车载斗量焉。若夫造时势之英雄，则阅千载而未一遇也。此吾中国历史，所以陈陈相因，而不能放一异彩以震耀世界也。
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
夫天下未有徒恃人而可以自存者。 内治不修，则外交实无可办之理（国家是这样，人也是这样吧）
中国俗儒，骂李鸿章为秦桧最多焉。法越、中日两役间，此论极盛。出于市井野人之口，犹可以言，士君子而为此言，吾无以名之，名之曰狂吠而已。（哈哈哈，我已经不好说什么了，就叫他像狗一样叫去吧。哈哈哈，任公说话好狠）
李鸿章之治事最精核，每遇一问题，必再三盘诘，毫无假借，不清然诺（！！！！），既诺则必践之，实言行一致之人也。
彼之中俄密约。。。乃利害得失之问题，非正邪善恶之问题也（很认同）
彼（李鸿章）一生之历史，实支那帝国衰亡史也。。。
不写了，洗洗睡去了。
一、李鸿章生平履历
李鸿章，字渐甫，号少荃，安徽庐州府合肥县人。父名进文，母沈氏，有子四人。鸿章其仲也。
道光三年，生于合肥；
道光二十七年，考取进士，入翰林院；
咸丰四年，赞安徽巡抚福济及吕贤基军事；
咸丰八年，入曾国藩幕中参赞军事；
咸丰十一年，组建淮军；
同治元年二月，署江苏巡抚，率淮军赴上海；
同治二年十月，攻克苏州，加太子太保；
同治三年四月，平定全吴，署两江总督；
同治五年十二月，代为钦差大臣，奉命剿灭东捻；
同治六年十二月，东捻肃平；
同治七年正月，奉命剿灭西捻；七月，西捻肃清；八月，入觐京师；
同治九年，担任直隶总督；光绪二十七年
光绪二十二年，罢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
光绪二十四年，罢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
光绪二十五年，任两广总督；
光绪二十六年，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负责议和事宜；
光绪二十七年，薨于京师贤良寺，谥曰“文忠”。
二、本书结构及写作方式
本书共分为十二章，第一章与第十二章对李鸿章的一生做了总结和评价，第二章介绍李鸿章在晚清历史中的地位；第三章介绍了李鸿章的家庭环境及其出生时的社会背景；第四章和第五章介绍了李鸿章作为军事家的经历；第六章介绍了李鸿章主持的洋务运动的内容、结果及分析；第七章介绍了李鸿章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所起到的作用；第八章和第九章介绍了李鸿章在外交方面的作为；第十章介绍了投闲时期李鸿章的治水与治粤事迹；第十一章介绍李鸿章的离世。全书大致是按照编年体的方式叙述，但有时候为了保持前后一致，在介绍李鸿章的某一方面时，往往突破限制而叙及以后。采用的写作方式是夹叙夹议，叙述事实与分析评价同时进行，作者梁启超认为是效仿太史公司马迁。
三、本书内容
梁启超首先阐述了写作本书的原因。其与李鸿章在*上为公敌，在私下交情也不深，之所以要为李鸿章作传，乃是因为“合肥之负谤于中国甚矣”，而“盖作史者必当以公平之心行之”。因此，梁启超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对李鸿章进行公正的评价。
在绪论中，梁启超开门见山地表明了自己对李鸿章的评价，“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这三句话成为了全文的主线，穿插在以下各章中，使全文构成了一个整体。以下分别论及之
梁启超对李鸿章才华的叙述是多方面的。首先，李鸿章具有扎实的经史方面的功底，其于二十五岁便中进士，点翰林，可谓是少年得志。相比较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三十七岁才得中进士，而梁启超因为内外原因一生都只是举人，不得不说李鸿章确实是才华横溢的；其次，李鸿章有军事方面的才能。早在咸丰四年，其在福济幕中参赞时，便献计击败过太平军。咸丰八年至咸丰十一年，其在曾国藩帐下也多所建树。同治元年二月，他率8000淮军抵达上海，在常胜军的辅助下，屡立战功，仅用了三年时间便平定了全吴。面对其他将帅屡战屡败的捻军，他各花了一年时间便先后平定了东捻和西捻；第三，他有治理国家方面的才能。他是洋务运动的领导者和主要的实干家，在军事上建立了近代海军，在商务上创办了一大批企业；第四，他具有外交方面的才能。在甲午之战与八国联军侵华后极端不利的境地下，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国家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损失。正因为这个缘故，梁启超说他是英雄。
但是，梁启超认为他只是时势所造之英雄，而非造时势之英雄。原因何在？不学无术耳，这就是梁启超所说的“吾惜其识。”李鸿章的见识不够，也在文中有多次体现。在平定太平军和捻军的过程中，梁启超都着重点明了曾国藩的战略谋划作用，李鸿章只是萧规曹随而已。其在军事上的见识暴露地最厉害的便是甲午中日战争，梁启超为其归纳了“十二咎”，在此之外，更指明即便未有此失，中国也不能幸胜，而李鸿章却不能料此，非“愚人”便是“*”；其在洋务运动中的见识不够，则表现在他“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最终三十年惨淡经营毁于一旦；其在外交过程中的见识不够，从本质上在于其不知“天下未有徒恃人而可以自存者。”，从手段上来说则使用的还是战国纵横家那一套，朝秦暮楚，最终不仅孤立无援，还导致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因此，李鸿章是应当受到指责的，但却不应过分指责，这就是梁启超的第三句话“吾悲其遇”。
梁启超的第三句话在文中应当作三重意思来了解。首先，李鸿章的见识有限是有其特定历史背景的。李鸿章出生于道光三年，到其真正接触到西方时已是同治二年，已年近四旬，其思想已经基本定型，能发起洋务运动已是了不起的创举，实在难以指望其能够有变革体制的决心，这便是历史局限性。因此，对其苛求是有失公平的；其次，李鸿章并非真正的决策者。即便认识到要变法图存，也难以施展。梁启超特意分析了李鸿章所处的时代的特殊性。晚清乃是*主义发展到顶峰与异族入主中原的朝代，李鸿章作为汉臣受到了双重的防范，即便在其权势最盛之时，依然遭到多方掣肘，不得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即便其想要有所作为，何其难也；最后，李鸿章在晚清重臣中乃是最负责任的一位。“彼一生之历史，实支那帝国衰亡史也。”（德富苏峰语）在帝国的衰亡中，只有李鸿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其去世也是因处理辛丑合约事而积劳成疾，“若以中国之失政而尽归于李鸿章一人，李鸿章一人不足惜，而彼执政误国之枢臣，反得有所诿以辞斧钺，而我四万万放弃国民之责任者，亦且不复自知其罪也。”
在书的最后一章，照应开头，梁启超也用一句话对李鸿章进行了正反两面的评价，“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也。”因为前者，李鸿章应当受到指责；因为后者，李鸿章理应给予同情。这就是梁启超对李鸿章的评价。
4、中学生《三国演义》读后感500字精选
《三国演义》讲述了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的历史，以蜀汉兴亡为主线，写了东汉末年群雄并战、三足鼎立直到司马氏统一三国的故事。读完这本书，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浮现在我的眼前：奸诈狡猾的曹操、赤胆忠心的关羽、神机妙算的诸葛亮……但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嫉贤妒能的周瑜。
周瑜见诸葛亮处处略胜一筹，心生嫌疑。在准备攻打曹操时，便以军中缺箭为由，限诸葛亮十天时间造好十万支箭，并立下军令状，想借此害死诸葛亮。而足智多谋的诸葛亮却淡定表示“只用三天”，令在坐的大臣们都为之咋舌，觉得十万支箭不要说十天，就是三个月也造出来。而诸葛亮不仅通天文，识地理，而且也知奇门，晓阴阳，更擅长行军作战中的布阵和兵势，在三天之前已料定必有大雾可以利用，并在第三天清晨顺利向曹操“借”来了十万只箭。当鲁肃向周瑜说明诸葛亮取箭之事。周瑜大惊，慨然叹曰:“孔明神机妙算，我不如他”。由此看出，周瑜心胸狭窄，小肚鸡肠，容不下有能之人。
现实社会中不乏像周瑜这样的人，究其原因是妒忌心理在作怪。当别人不断努力奋斗，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受到大家的敬佩和爱戴时，嫉妒心强的人却不向他们看齐，不愿努力争取，不去拼搏奋斗，而是想坐享其成。甚至有的人暗地里嘲笑、破坏，陷害别人。这是一种多么不健康的心理啊，小则危害自己，大则贻误国家。
在学习生活中，我们也不是时常会妒忌别人吗?当我们考试成绩下降时，不是寻找自身的不足之处，取他人之长，补己之短，而是忐忑不安，局促忧愁，希望那些成绩好的同学以后考试也出错。面对学习成绩差的同学，成绩好的同学不是想方设法帮助别人，而是置之不理，顾若罔闻，甚至冷语热讽。难道我们也要像周瑜那样，被嫉妒心害得口吐鲜血而亡吗?
读了《三国演义》这本书，我明白了这个道理：做人不能怀有妒忌心，要做一个心胸坦荡、神定气安的人。
读了《三国演义》一书，使我受益匪浅，于是写下这篇三国演义读后感。中国四大名着之一的《三国演义》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一部重要的文学名着。《三国演义》刻划了近200个人物形象。它讲述了从东汉末年时期到晋朝统一之间发生的一系列故事。
在三国中，我最佩服的人是关羽，他不但武功好，而且人也好。在跟曹操打仗时，他因带着二嫂，所以才假装投降。其实他还是一心想找到刘备，保护好二嫂的。等到他得到一匹“赤兔马”时，便立即骑着这匹“赤兔马”又去找刘备了。在山下遇见二嫂，他也不忘把二嫂带回去，真是一名当之无愧的好汉。他降汉不降曹、秉烛达旦、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古城斩蔡阳，后来又在华容道义释曹操。他忠于故主，因战败降敌，但一得知故主消息，便不知千里万里往投。我认为虽降了敌，但最后还是回来了，他不但忠，而且还要算一种难得可贵的忠。
曹操的诡诈，刘备的谦逊，孔明的谨慎，周瑜的心胸狭窄，每一个人物都具有不同的性格。如果说魏国在三国里智谋最强，一点也不为过。曹操的用兵堪称举世无双，司马懿就更是用兵如神。但是两个人都有自己致命的弱点：曹操多疑，司马懿太过阴险。再说蜀国，首当其冲的必定是伏龙：诸葛亮。他那过人的机智，娴熟的兵阵，无不让后人叹为观止。还有像凤雏：庞统、姜维、徐蔗等等一些人物，但是我认为都不如孔明。吴，一个占据三江六郡的国度，能算得上是有谋略的，也就是周瑜了，少年时期的周瑜就熟读兵书，精通布阵。
这些人物和国家我们不难看出人的性格的重要性。性格关系着成功。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要忠义，也应该要有诚信吧。如果一个人把现实生活中最为宝贵的诚信也丢掉了，那这个人还有什么呢?金钱、地位、官职?这些都是次要的。诚信是一个人的*身份证，如果没有了诚信，大家都不信任你，而且又在你背后指指点点，你不会难过吗?这些又岂是金钱、地位、官职能弥补的?我相信，你也不想做一个缺点多的不胜枚举的人吧!所以，让我们打开诚信的大门，用我们*的身份证去面对人生吧!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这是我老早以前就听说的——四大名著之一《三国演义》中的开篇词。
说起《三国演义》，大家便会很自然的想起胸怀大志、仁义备至的刘皇叔(刘备);想到有胆有识、神机妙算、为国呕心沥血的诸葛亮先生;想到本领高超、忠心耿耿、义重如山的关羽;想到脾气暴躁、正气凌然、坚不可摧的张飞……
《三国演义》共有一百八十回，*引人入胜。在这个暑假里我阅读了其中的三十二回。无论是“桃园三结义”、“过五关斩六将”，还是“煮酒论英雄”、“火烧赤壁”，没有一篇不叫读者拍手叫好的。就连我也被书中的人物那料事如神的智慧，书中那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所打动、所吸引。
在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中，诸葛亮的形象深深地打动了我。在我读到《三顾茅庐》一课时，那计谋简直是无人能想到的：故事是这样的刘备三顾茅庐成功地请到了诸葛亮，在后来的几次战争中先生帮助了刘皇叔并且都取得了胜利!诸葛亮的雄才伟略，真的是无人能比的啊!俗话说的好，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
刘备去请诸葛亮的时候，孔明先生也十分防备，顺便试试他诚不诚心!当时，刘皇叔听说先生在睡觉时，便没去打扰先生。其实先生以为时间久了，刘备就会回去了，然而并不是这样，刘备一直在楼梯下等候着;孔明醒后，又拿换衣服为借口，又让刘备等着。哎，说起来，这个诸葛亮不就是早考虑是否要帮助他啊!这里看来，先生不仅才智过人，还十分的谨慎。
当我看到孔明这样小心后，我便会想到我身边的一些人，想到哪些一点警惕性都没有的人，真想让那些人像诸葛亮那样，做事有分寸，不会被别人给骗了;要像诸葛亮那样勤奋学习，这样才会受人尊敬……
孔明的一生是短暂的，但又是长久的。他虽然早已离开人世，可他的那些锦囊妙计仍旧在人世间广为流传。他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为国现出了全部的力量。可是还没有来得及享受荣华富贵，便“孔明归天”了。当我读到那里的时候，我的心便隐隐作痛，感到惋惜。
我们虽然没有像有孔明先生那样聪明的头脑，也没有像他那样神机妙算，但是我们应该像古人一样，发奋读书，将来为社会献出自己的一份力。
我从小爱看《三国演义》，在一、二年级的时候，就常捧着厚厚的《三国演义》啃，似懂非懂地沉入惊心动魄的大战之中。《三国演义》真不愧是我国最着名、最杰出的历史小说，他向我们展示了精彩壮阔的三国兴亡的历史画卷。无论是足智多谋的诸葛亮，还是阴险狡诈的曹操，还是心胸狭窄的周瑜、英勇善战的关羽、赵云……一个个栩栩如生的形象，都已深深印在我心中。
诸葛亮是我在《三国演义》中最欣赏的一个人物，他的一生鞠躬尽，死而后已，他熟知天文地理，足智多谋，他火烧博望坡，借东风，草船借箭，巧摆八阵图，空城退敌、以木偶智退司马懿，锦囊杀魏延……一个个故事打动人心，。使人难以忘怀。就拿“草船借箭”来说吧，虽然他知道周瑜妒忌他，想用造十万支箭陷害他，可他顾全大局，豁达大度，不愿意在大敌当前时与周瑜闹翻，而是将计就计，立下军令状。他预测三天内必有大雾，了解鲁肃的忠厚，知道他不会泄露借船机密，更深知曹操多疑，料定他不敢轻易出兵。诸葛亮安排草船，精心伪装，利用大雾，“一字儿摆开”，是为了受箭的面积大、数量多;让军士“擂鼓呐喊”，是为了虚张声势，提示曹军射箭方向;下令把船“掉过来，船头朝东，船尾朝西”，既能增加受箭面积，使船身保持平衡，又能使回程顺风顺水，巧妙地利用草船“借”来十万多支箭，粉碎了周瑜的阴谋，使周瑜自叹不如……诸葛亮的神机妙算，怎能不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呢?
《三国演义》真是一部百看不厌的好书，每阅读一次，我就感觉多了一次不同的体验，让我收益匪浅。
一本好书，可以让人学到许多道理;一本好书，可以使人增长许多知识;一本好书，可以使人受益终身，《三国演义》这本书是一本好书，通过读这本书，我认识了许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并悟出了许多道理，“嫉妒之心不可有”就是其中的一个。
没错，嫉妒之心不可有，《三国演义》中，曹操是一个求贤若渴但对人时时戒备的人。只要他的手下谁出的主意比他好，曹公的脸上便很不高兴。于是，曹操的谋士便不敢使出全盘解数，猜想，如果曹操的手下都能各尽其才，那么统一天下的大业想必早就完成了!
而刘备呢?则刚好相反，他不对别人心存嫉妒，而是给自己的大臣们一个展示才华的舞台，是大臣们都能各显其能假如刘备像曹操那样的话，蜀国恐怕早就灭亡了。
而在生活中，我们更不应该对别人心存嫉妒。别人比你强，你不应该嫉妒他，而应该从人家身上吸取优点，向人家学习，这样你才能更出色!
同学们，嫉妒可以使我们迷失自我，嫉妒可以使我们走向无底的深渊，嫉妒可以使我们失去朋友，嫉妒，是一剂无形的毒药!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抛开嫉妒，做一个更加出色的人吧!
5、《中国文化史通释》经典读后感
一 客观史识梳理
（一）中国思想史上的四次突破
中国思想史研究，一个繁杂深刻的课题，余英时先生从整体上做了有力有序的整理，出现了四次突破。
1.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兴起是中国思想史的开端，第一次“哲学的突破”。
根据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提出的概念“哲学的突破”，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完成了思想史上的第一次突破。说“完成了”，是基于韦伯的研究——在公元前一千之内，古代四大文明（希腊、希伯来、印度和中国）都经历了一场精神觉醒的运动，思想家（或哲学家）开始以个人的身份登上了历史舞台。余先生认为，这一论断不是随性比附，而是基于中国春秋时期，诸侯争霸，天下大乱，古代统一的王官之学（礼、乐、诗、书）无法垄断对“道”的解释，守不住六经之教，“道术为天下裂”，从而使道术流入“士”的阶层。证据在于，三代礼乐秩序包含了深刻的“巫”的精神传统，“巫”垄断对“天道”的解释，但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都不承认“巫”有独霸神人交流的权威，而是用“道”这一精神实体代替巫所信奉的“神”，用“心”的神明变化代替“巫”沟通神人的神秘功能。至此，中国的“心学”的开始，后经程、朱、陆、王发挥“心学”取代“神学”成为中国思想史的一项主要特色。游士分离，中国的“士”作为一个阶层登上历史舞台。
2．中国思想史上的第二次突破发生在汉末魏晋南北朝之际。战国的“游士”经过汉代三四百年的发展已变为“士大夫”，个体自觉在汉末形成普遍的新风气，解放了“士”的个性。余先生从士的群体自觉与个体自觉着眼，认为此时的“名教”与“自然”之争不限于儒道之争，而扩大为群体秩序与个体自由之争。
3.第三次大的突破则在唐宋之际。“士”在宋代取得空前未有的*地位，他们以*主体自居，虽然寄希望于“得君行道”，但要求与皇帝“同治天下”。这源于宋太祖推行重文轻武的国策，科举考试增加进士人数，对进士又特别尊重，“民”成“进士”之后自然会发展出对国家的认同感和责任感。他们自认为是*主体，不仅是文化主体或道德主体而已，树立起“士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
4.第四次大的突破出现在16世纪——即王阳明时代。明清发生了普遍的士商互动现象，王阳明觉悟到“得君行道”已无可能，转而走向“觉民行道”，其“致良知”之教是以唤醒社会大众的良知为主要的任务。明以来*生态环境大变，朱元璋废除丞相，士在朝廷上失去权力的凝聚点，甚至要遭受“廷杖之刑”的侮辱，王阳明在“龙场顿悟”后，决定向社会投诉，对下层老百姓宣扬“致良知”和“知行合一”，希望掀起一场自下而上的社会改造运动。
（二）从*生态看宋明两型理学
宋代是儒学的复兴时代，在“三教合流”的大背景下，儒家吸收佛、道的思想，继春秋以来第二次完成“儒家的整体规划”，即孔子所说变“天下无道”为“天下有道”。 余先生把“内圣外王”总结为“儒家的整体规划”。宋代重视文治，“百年未尝诛杀大臣”，文士地位空前提高，宋代皇帝还有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雅量，如宋神宗就曾公开接受皇帝与士大夫“共定国是”的原则。因之宋代理学家全面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儒家整体规划”，要从“内圣”中推出“外王”，重建一个合乎道的人间秩序。而明代自朱元璋开始皇帝却一直对士大夫抱着很深的敌意，诛戮大臣名士甚多，受廷杖者更不乏其人（王阳明即曾受廷杖、被放逐龙场），实现“儒家整体规划”已经不可能寄望于君主，于是王阳明转向“致良知”，倡“知行合一”，走“觉民行道”之路。是迥异的*生态决定了思想家不同的学术取向。
（三）近世中国儒教伦理与商人精神
《近世中国儒教伦理与商人精神》，是在“涉泽国际儒教研究会”上的演讲。涉泽是日本汉学家，本文主要就其《论语与算盘》一书展开讨论。指出明代由于商业经济的繁荣，出现大量士人经商的现象，士商互动导致观念的深刻变化，商的地位空前提高，几于士并。士的代表人物如王阳明等也承认“四民异业而同道”，在认识上形成了重大突破。本文还考证孔子所说“执鞭之士”为古代看守市门的胥吏，以维持和监督市场秩序的公平运作为主要职责，犹如今之市场工商管理人员。
（四）中国*的入世转向
《中国*的入世转向》，是《中国近世*伦理与商人精神》的上篇。含“新禅宗”和“新道教”两节。新禅宗：惠能主张“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百丈怀海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体现出入世转向的明显轨迹。新道教：以全真教和真大道教及净明教为例，说明后来的道家是所谓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在肯定此世、肯定日常人生方面比新禅宗更向前跨了一步。时与西方*新教之*联系对比，更见其积极意义。
（五）明清小说与民间文化
《明清小说与民间文化》，是为柳存仁《和风堂新文集》所作的序言，也是关于民间文化的专论。
余先生首先介绍了柳存仁的治学精神和学术渊源。柳先生从中国小说史和道教史入手，嵌入一部贯通古今的中国文化史。余先生联系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整理国故” 运动，回顾柳先生在北大与胡适、张政烺、孙楷第，在光华大学与张歆海、蒋竹庄、吕思勉的相遇并求学经历。在研究过程中，柳存仁强调学术研究必须结合中西之长，“才能够综合之中有分析，分析之后再综合，达到现代人希望的做中国学问的一个境地。”[2]
本书尚未读完，但仅从以上几篇文章，可以看出余英时先生的文风：下笔谨慎，不着废语，纠偏纠错，注重“发前人所未发”。
二 研究方法概说
用《余英时学术思想文选》的编者何俊的话来说，《中国文化史通释》收录的文章属于余先生“想做什么与为什么做”的文章，而余先生的专著属于“如何做的”[3]。余先生在阐释中国文化史上的重大问题时，特别注重研究方式和研究方法。怀特海说：“智慧是处理知识的方式。”读《通释》，感受到余先生研究历史的方式正是智慧的体现。
（一）设定研究预设
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和一般的历史研究一样，必须从某些预设
或假定开始。如果没有预设或假定，则思想史的大量文献仅仅是一堆杂乱无章的原始资料，根本无法整理出条理来，更不可能从其中找到思想变迁的历史线索。例如预设思想史的自如性，即思想和学术一旦出现或形成了一个自主的精神领域，从此就会一代一代地接着发展下去，这就是思想传统；但是思想史的自主性是相对的，而不是*的，因为思想是和人的整体生活息息相关的。
（二）“内外并进”的研究方式
余先生研究思想史基本上采用“内外并进”的方式：根据专题研究的特殊需要，有时强调“内在理路”，如《论戴震与章学诚》，有时则重视历史的脉络，如《朱熹的历史世界》。具体而言，要注重以下几点：
1.不但研究上层的经典（如儒家和道家），而且也注重下层的民间思想，尤其关怀上下、层之间的互动。
2.不但探索中国思想史的连续性，而且也分析它的断裂状态。
3.研究重点放在中国思想史的几个重大的变动时代：春秋战国之际、汉晋之际、唐宋之际、明清之际。
4.具备比较的眼光，但不能流入牵强的比附。
（三）让史料说话
正如董桥序言所言：“余先生一生讲究专业精神，名山事业不但无一字无来历，而且无一字无着落。”余先生说，“站在史学的立场上，我自然不能凭空立说，而必须以坚实的证据为基础。”[4]我把余先生的这种方法总结为“让史料说话”，也就是历史研究用史料阐释，而且最好是第一史料，注重证据意识。
（四）比较研究
历史研究要放宽自己的视界，余英时先生强掉，在掌握了中国基础资料的条件下，更要把中国思想史的起源和其他几个同时代的古文明做一简略的比较，同中见异，异中见同，在比较中展现中国文化的特色。
（五）整体意识
现代学术研究日益专业化、精细化，所得成果呈“碎片状”，让人难以获得整体的理解。而余先生注重从整体着眼，形成一种“大历史观”。在《突破》一文中，余先生强调，要抓住思想史大变动的基本面貌，我们必须具备一种整体的观点，从分析一个时代在各方面的变动入手，然后层层综合，归宿于思想史的领域。
（六）主线意识
史家的作用就是善于钩沉史料，发现暗藏于繁杂史料中的灰线，攒成智慧链条，启迪人生。余先生的研究从史实层面嵌入，从深度和广度上把握历史主线。例如《朱熹的历史世界》，以朱熹为中心，以唐宋之间的文化大变动为主题，着重论述两大主线：一是“士”的*地位，一是道学的基本性质。
（七）治学方式中西结合，又绝不迷信西方
在为柳存仁《和风堂新文集》所作的序言《明清小说与民间文化》中，余先生分析柳存仁的学术研究，强调结合中西之长，其实也是自己研究方法的自白。在他看来，只有中西结合，“才能够综合之中有分析，分析之后再综合，达到现代人希望的做中国学问的一个境地。”
余先生研究中国思想史，经常引用国外学者的著作。但是他并没有“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而只是用来启发自己，相互印证，并随时指出其缺陷。例如，余先生经常引用韦伯的作品，但他也指出，韦伯的“理想型”研究方式本身实含有极大的危险性，无论多么圆熟的理论家或多么精巧的方法论者，如果他缺乏足够的经验知识终不免是会犯严重的错误的。
余英时先生继承钱穆、陈寅恪、陈垣等老一辈学人的国学研究传统，加上精深的现代西方研究方法，整理中国思想史，能“发前人所未发”，余先生的作品值得我辈认真咀嚼，增长一些“能读得下去的、读得懂的、还能效法的的真学问。”
本文是一篇小作业，参考了五湖废人等几位豆友的观点，表示感谢。
虽然只是一些文章的合集，但书中所涉无论思想史、儒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入世转向、明清小说还是医学、科学、科举、侠文化及中日文化交涉，都以极简文字描绘出中国文化不同的面向。这些面向之间，可以看到千丝万缕的内在关联，它们共同拼凑出一个整体的文化面貌。读书、治学均要有能下细致功夫，同时有大眼光，看得到历史中的前后贯通之线和中外间的左右连接之线。
钱穆已去，遗风在其弟子身上仍然可见。之于我等普通读者而言，实为幸事。
余英时先生，安徽潜山人，享誉世界的历史学家与汉学家，师从钱穆、杨联升等名家，曾获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笔耕不辍，著作等身。其所著《中国文化史通释》系由十二篇论中国文化的文章组成，内容涉及宋明理学，近代士商互动，中国民间文化，中国文化与科学，传统医学理念，科举制度评析，侠文化，中日文化交往史等多重领域，从多个角度勾勒概括了中国文化史的发展脉络及其内在特点。
一、中国思想史的四次突破
这一篇里，作者从整体上介绍了中国思想史上四个最重要的突破转型期，即春秋战国之际，汉晋之际，唐宋之际，明清之际。在文章一开始，余英时就指出，中国思想史的研究需要从假设出发，以假设为引线，找到思想变迁的历史线索，作者的假设为思想史本身的“自主性”，即思想一旦形成，即有其自主的发展逻辑，逐渐成为一个自主的精神领域；同时作者又指出，这种自主性是相对的，思想史的发展与人类的整体生活密切相关。因此对思想史研究不仅要细致检视每家学说的思想内涵，还要密切观察其他社会领域的种种动向，通过对历史背景的把握达到对思想产生发展的充分理解。
据此种研究思路，作者指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兴起实因此时期天下大乱，“政”“教”一分为二，私学兴起，古代一统的“道术”“为天下裂”。作者借用帕森斯所提出的“哲学的突破”的概念来指代此时期中国思想之特点，在此基础上，余英时又对此种突破的历史过程与实际内涵进行了考察，指出此阶段中国思想所突破的并非全部的礼乐秩序，而是其中“巫”的传统，即以“心”学替代“神学”，从而奠定了此后中国思想的基本格局。进入汉晋之际的第二次大变动时期，随着*上的分裂混乱与经济上世袭贵族阶层的出现，儒教信仰开始动摇，士大夫阶层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体现在思想文化上，士族内部出现上下区域的分化，士人的个体自觉开始出现，即开始强调个性与自然，挑战名教礼法。余英时一再强调此种“名教”与“自然”之争不限于儒道之争，而应扩大为“群体秩序与个体自由”之争。第三个大变革时期，即唐宋之际，由于唐末武人横行，门第传统断绝及科举取士制度在宋初的重建，使得在宋朝，“士”人阶层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地位，“以天下为己任”成为读书人的精神追求，此时儒学复兴，重点在“回向三代”与“治道”，此阶段的“士”们寄望于“得君行道”，且“同治天下”。明清之际的王阳明时代是中国思想史的第四次重大突破，此时期出现的明理学与宋理学之断裂体现在明代“士商互动”与“觉民行道”上，其原因需要关注明代*生态与*文化的变异，即明代皇室对儒家士人的极不尊重与肆意侮辱导致明儒难见“得君行道”之希望，故“弃儒就贾”，“觉民行道”，从下至上，掀起社会下层的思想觉悟与大改造。
在第二篇文章里，余英时对上述的第四个阶段明代王阳明“觉民行道”思想进行了更深层次的分析，指出宋明理学的共同之处都在于要推动“儒家的整体规划”，然而它们差异在于其*取向的不同，即宋儒强调与皇帝“同治天下”，得君行道，而明儒则多选择回避*，从下层社会入手，广结“**之士”，“致良知”以“觉民行道”。余英时将其原因主要归结于宋明两朝*生态的显著差异，即宋代皇帝可以与士大夫“共定国是”，而明代皇帝则以士为工具，从内心里敌视士人。
二、近世中国儒教伦理与商人精神
以现代的偏见视角来看，儒教伦理与商人精神是本该两个完全对立的方面，毕竟，“内圣外王”，“修齐治平”与“货值功利”“唯利是图”是两种完全看不出关联的取向。但是，历史终究不是茶余饭后的三两句闲言碎语便可道清的，如同马克思•韦伯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内在联系的探究一样，余英时也对中国近世王阳明以来的儒教伦理与商人精神进行了研究，不仅发现二者之间并不对立，相反还存着莫大的相互关联。
这一篇里，余英时日本涉泽荣一《论语与算盘》的观点入手，首先考察了原始儒家与商人的历史关联，指出孔子并不鄙商，相反由于其大弟子——子贡作为商人的贡献，反而促进了孔门学说的传播。只是儒家的这种温和的态度到了宋代，便转为了一种对商人与商业世界抱消极与否定的态度。而宋明理学真正公开肯定“商”之价值的始自王阳明，“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对于儒家伦理与商业经营在16世纪的合流之原因，余英时将其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十五六世纪中国市场经济的空前活跃，许多全国性与地域性的大中型企业都出现在这一时期；二是此阶段“弃儒就贾”社会运动的长期延续。结果“士”与“商”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不清了，从而出现了士商互动与士商合流。明中后叶，人口极具膨胀，科举取士毕竟有限，大量的生员被排挤在入仕之门外，加上明朝皇室常有辱儒之行，导致很多的读书人开始尝试“弃儒就贾”，结果便出现了所谓“士而成功也十之一，贾而成功也十之九”的说法。
然而“弃儒就贾”后的商人却并未真正“弃儒”，这批在商业世界中寻求发展的旧儒不可能完全忘记儒家的价值与精神训练，相反，余英时以详细的文献材料证明，这些儒家的价值与修养往往成为他们事业成功的动力，商人们开始以白圭、范蠡、子贡为偶像，强调逐利，亦强调守义，即“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故利以义制，各以清修，各守其业。”造成此现象的最主要原因如前所述，这批弃儒的商人并未忘记儒家的价值教训，他们以高度的自觉承担自己的责任，而不落于治国平天下的“士”之下。余英时最后也指出，这种士商互动同时也对儒家的社会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王阳明所提的“四民异业而同道”就是典型。
三、环绕着“李约瑟问题”的反思
有关“李约瑟”问题的这篇文章是余英时给陈方正先生的《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一书所作的序文，在文中，余英时介绍了陈方正此书的大概内容与观点，于此之中，融入了对“李约瑟”问题的讨论以及自己对“中国为何产生不了科学”问题的认识。
李约瑟是英国的汉学家和科技史专家，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详细检视了中国史上的科技发明，据此他认为“中国缺少的不是科学，而是现代科学”，并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为何中国在科技发展上长期领先西方，而现代科学竟出现于西方而不是中国？”余英时对待这个问题与陈方正的态度比较接近，即认为“科学研究的传统无不托根于其独特的文化整体之中，因此绝不可能脱离其文化母体而被充分认识”，他引用陈方正书中的话道，现代科学“拜一个传统，前后两次**所赐”。一个传统即古希腊的科学精神传统，两次**分别是古希腊柏拉图接受毕达哥拉斯学派影响，在学园中展开对数学的纯粹研究以及十六七世纪的“科学**”。西方现代科学的核心是数学化，而中国古代的科学则出于解决实际生活中的实际需要，与西方相比，仅有“法”，而阙“义”，这个“义”便是纯粹的数学研究，数理研究。就这个问题，余英时总结道，
“由于中国过去中国关于技术的发明主要起于实用，往往知其然而不深究其所以然。若与西方相比较，中国许多技术发明的后面，缺少了西方科学史上那种特殊精神，即长期而系统地通过数学化来探求宇宙的奥秘。所以中国史上虽有不少合乎科学原理的技术发明，但并未发展出一套体用兼备的系统科学。”
即，中国未有系统科学是与中国文化的思想取向相关的。所以余英时指出，“李约瑟”问题事实上是个假问题，事实上，中国古代的“科学”与西方的“科学”完全是两种同名而异实的东西，不能用同一标准加以测量，他以近代中国西学引进之诸多情形为据，指出中国原有的科技成就在西方最新的发现和发明面前已“瞠乎后矣”，因此并未发生多少接引的作用，故李约瑟所构想的“百川朝宗于海”根本未曾在出现。
除此之外，《通释》中还收录了余英时对于中国侠文化、民间文化、医学、科举制度及中日交往等问题的探讨，限于篇幅与时间，不做一一总结。大体上看，这些文章尽管多为讲学稿或序文，在论证深度与系统性上或稍有欠缺，但大概勾勒了中国文化多方面的特点与发展脉络，语言通俗精炼，观点独到明晰，如我辈愚顽之人读来亦觉神清气爽，甚为有趣。联想到今日国人动辄妄议“文化战略”、“中国梦”之说，却对中国文化与精神未有丝毫之了解，只顾抱*之大腿，发些无关痛痒之呻吟，提些莫名其妙之策论，结果弄成个“中不中”、“洋不洋”的怪物，实属可笑之悲剧。唯引序文中所引余先生借黄梨洲之句以自戒并结：
不放河汾声价倒，太平有策莫轻题。
三联书店最近刊行余英时先生的新作《中国文化史通释》，董桥作序，金耀基题写书名。这不仅让我想起王羲之《兰亭集序》的一句话：“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书虽定价奇高，还是入手一册。
《中国文化史通释》一书闻名已久。此前，董桥的序文曾收入他的文集《记得》，题为“余英时新书付梓志喜”，余英时先生的后记曾收入《余英时学术思想文选》，都曾拜读过。
董桥在序言中说：
“我这一代人旧籍涉猎太浅，西学也难博通，远离校门以来尽管不敢一日不读书，成绩毕竟卑微得可笑，追求余先生那样又博又约的大学问已然是奢望。”
“我对文史哲的爱重虽然不在人后，却也从来没有下过切实的功夫：天天读书只为满足贪慕虚荣之心，工余写作只为排遣乱世无聊之情。”
董桥的话深得吾心，怪不得我喜欢他的文字呢。
《中国文化史通释》收12篇文章，涉及中国的思想、*、商业、*、民间文化、文学、医学、科学、艺术、科举、侠等内容，故曰“中国文化史通释”。用《余英时学术思想文选》的编者何俊的话来说，这属于余先生“想做什么与为什么做”的文章，而余先生的专著属于“如何做的”。
这12篇文章有很多已经多次收入余先生的其他文集中。例如第一篇“综述中国思想史上的四次突破”，就先后收入了《人文思想民主》、《史学研究经验谈》、《余英时学术思想文选》，而这三部书我已先后购得。
这篇文章无疑属于大儒小品、高屋建瓴之作，每收入一本书中，我都会一读再读，至今读了差不多有10遍了，每次读依然都有收获。
以前跟一位同事聊天，说现在越来越不知道啥叫学问了，谁做的学问才叫真正的学问。王国维、陈寅恪、钱钟书做的当然是真的学问，可我们现在连读他们的书都费劲，何言接着做？我的意思是说，别动不动就把这些前辈学人挂在嘴边，我们现在需要的是能读得下去的、读得懂的、还能效法的真学问。我觉得余英时先生的作品就属于我这个意义上的真学问。
这段时间用功读了余先生的十几本书，收获颇丰，仿佛又读了几个学位。收获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内容，二是细节，三是治学方式。
从内容上来说，余先生的书让我重新认识了中国文化。余先生的专业是中国思想史，他几乎在中国历史的每个重要时期都有专书，从各个层面阐释中国传统文化，于我有纠偏作用。
从细节上来说，从余先生引用的文献语句中，也往往有启发，省却了我再读原书，这也算余先生替我读书，比如余先生的文章引用的丘处机的话：“不遇境、不遇物，此心如何见得成坏？”
从治学方式上，正如董桥说言：“余先生一生讲究专业精神，名山事业不但无一字无来历，而且无一字无着落。”余先生说，自己是史学家，不能光凭感觉，不能凭空立说，必须以坚实的证据为基础。我把余先生的这种方法总结为“让史料说话”。后来还真在余先生的一篇文章中读到了这句话。
余先生认为思想史有自主性，但这种自主性是相对的，而不是*的。有时候要注重“内史”，也就是“内在理路”，如《论戴震和章学诚》；有时候要注重“外史”，也就是“历史脉络”，如《朱熹的历史世界》。
余先生在研究中国思想史时，也经常引用国外学者的著作。但是他并没有“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而只是用来启发自己，相互印证，并随时指出其缺陷。例如，余先生经常引用韦伯的作品，但他也指出，韦伯的“理想型”研究方式本身实含有极大的危险性，无论多么圆熟的理论家或多么精巧的方法论者，如果他缺乏足够的经验知识终不免是会犯严重的错误的。
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17can.com/articles/62076.html